汉堡球队表现不佳,争取保级艰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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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研讨会:丰富的虚构

  时间:2017年9月7日15点至17点

  主办:作者画廊AuthorGallery

  地点:798艺术区706北一街作者画廊(三方创意汇一楼)

  邀请嘉宾:

  郭 峰:策展人

  朱 赫:诗人,Hi艺术主笔

  李旭辉:艺术汇编辑

  王加诺:艺术家

  

  丁浠文:朱赫问过我一个问题,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艺术家,这么“浮夸”,我说可能就是因为“浮夸”才选的,那我们就从“浮夸”开始说。

  郭峰:确实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,但是我想在这里“浮夸”并不是个贬义的词,它恰恰是作品呈现出来的一种特色,这是非常有意思的,其背后有一些什么样值得我们去梳理的东西?我们从创作过程的层面看加诺的作品,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创作过程的叠加。另外一个是形象上,形象的运用也是叠加的方式,这两点是本次展览可能相对比较侧重的地方,而总体上涉及到的则是有关虚构(fiction)的问题。

朱赫:虚构?为什么虚构?

  郭峰:从图像的角度来讲,现成的动漫形象其实是虚构性很强的。再进一步,涉及到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,一个文化情结,至少我是这么看的。当然这只是一个层次。我们可以继续追问,这些舶来的文化形象是如何作用于群体性的文化记忆的?这种文化记忆本身又意味着什么?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。再具体地说,加诺的作品表征出来了这样一个文化事实——某种异己的虚构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有一个主流的位置,那么或许他也在提示我们注意,我们所谓的文化记忆到底是什么,记住的是什么,遗忘的又是什么?我想,遗忘的部分可能更重要。从这个层面来讲,反思就不单单是个体的记忆和个体生活经验了,而变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文化问题,甚至,我们可以再往外扩展,那就是艺术创作的问题,艺术创作到底是记住了哪些东西,哪些东西成为我们当下或者说当代艺术创作里面谱系的东西,而哪些东西被排除在外,这些不被我们记住的东西,不同的虚构,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再去思索?

  朱赫:恩。我先提一个问题,为什么选择《猫和老鼠》,而不选择《黑猫警长》。

  王加诺:这一批主要还是以迪斯尼为主的。

  朱赫:主要是用舶来品艺术形象的问题吗?

  王加诺:都要用。实际上,直接把形象搬过来用是很冒险的,我以一个平涂的方式来画,感觉这个画面感还是不够丰富和饱满,我就试着加上涂鸦再加上拼接,再加一些材料形成现在的风格语言。

至于未来创作的方向,可能会创造一个自己的符号形象,它会出现在每一个画面中,然后要把更多的东西加入进去,画面图像会更满一些,迪士尼卡通形象也好,中国卡通形象也好,都是我下一步要去尝试的。现在的作品还是小瑕疵多,但是有时候按照这种风格来讲,这种瑕疵也不见得不是好的事情。

  郭峰:实际上,我们很难捕捉你一年或者几年之后创作的变化,那么,围绕你已经完成的这些作品,我们每个人在面对作品的时候,都会有被激发出来一些东西。刚才你说,在今年的创作中没有出现中国元素,对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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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加诺:对。我在英国学习了七八年,所有同学的毕业作品要么是水墨,要么就是中国元素在里面。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国外学习,你是去取经的,就应该抛开一切原有的东西,首先最起码看一张作品,别让人看得出来有自己的鲜明民族性的主题在里面,要不你在国内学完的东西,又在国外来弄,没有意思,你知道吗?

所以我回来做的这批作品,并没有一定要体现强烈的政治符号。毕竟80、90后这一代,对某些符号没有那么深的情结,接收的信息中西方的要多一些,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,所以说老的东西在以后的作品里可以保留,但是不一定要把某些中国的元素放在里面,这是我的一个的观点。

  李旭辉:我觉得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艺术家去了国外,总是有一个很深的情结,就是要对国家的传统文化做一些添补,你并没有那么做,我觉得挺好的,现在的作品很纯粹。你在寻找自己以前受到影响的强弱问题,其实安迪沃霍尔把波普艺术定义为机械生产下的符号繁殖,王广义将政治波普定义为病毒携带,而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。

  郭峰: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加诺提到的,实际上是艺术创作比较大的问题,在世界范围内上演着一个全球化和在地化之间的对抗,作品当中到底要抓住这个全球化的语境,尤其是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东西,还是说强调民族的才是世界的,这是一点。

另外,我觉得旭辉提到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,就是我们说从波普的角度来看的话,我觉得你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是表达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某个迭代关系。有一种政治波普,在地化和政治性都很强,但是在你的创作过程中,这两个问题基本上都不是问题,它没有被纳入到你反思的语境当中去。或者说你认为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已经过时的问题,已经被消解、消除的问题。从这角度来看,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比较有意思的,就是说一种绘画语言,一种艺术语言的生命力,实际上在不同的时间段之内,即使在同一个地域,同一个文化环境下,仍然有不同的处理和面对的问题。

  王加诺:从始至终,波普都不是有一个有政治倾向的画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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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旭辉:你为什么说波普不是一个政治倾向的表达?

  王加诺:他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和主流的表现。从源头来讲,包括其他波普的,政治语境的,包括美国,我看不多呀。在我的作品里面,除了卡通形象的表现,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产品,其实都应该加在作品里面,来突出一个现在大消费时代。我不是特别极端的艺术家,想画非常轻松,老少皆宜的东西。

  

  《wild world series four》130 x 162cm 布面丙烯 2017

  李旭辉:你刚才说到波普和政治没有关系。其实也是可以没有关系的,它只跟生活有关系。但是生活是什么?那个时候美国人就像小田鼠一样被放在槽里面,其实这也是那时候美国人非常有意思的一点。安迪沃霍尔是受到贾斯培·琼斯(Jasper Johns)的影响,他们那一代美国人有一段时间对中国共产党很支持的。安迪沃霍尔那个时候对毛泽东想象的是神一样存在,他觉得毛泽东是来解救美国的,所以他画了很多的人像在槽里面的创作.包括贾斯培琼斯有一幅作品《靶子》,靶子上面有四个脑袋,就是在映射美国当时因为经济危机,工人罢工很多人情感上支持共产主义被划为赤色分子,从而政府启动了麦卡锡的居民监视计划,所以早期的波普有很多政治性的东西。胡弗以后,美国经济很萧条,经济危机来了更要刺激消费,因此美国当时拍了很多场面很大的爱国电影,全是用的纳税人的钱。那个时候拍《宾虚》《埃及艳后》,有好几万人参与,其实也就是变相把国库的钱发给这些群演老百姓,老百姓拿着这个钱就可以去消费,使生产链不会停下来。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跟那时差不多。从消费过剩,到符号过剩,例如说:现在中国动画片市场突破4万小时,就是说中国已经达到了动画片发生质变的一个时代,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,国产抗战电影每年会出来300多部,但事实能上映的就那么几部,所以这多少都是国家钱来补助这些过剩的符号性生产的。

这样,我们能够看到安迪沃霍尔他那一代人无法改变的命运,你怎么去改变?你去暴动,那个时候美国属于艾森豪威尔军政府强权之后的时期,从二战过来的,就是压制人性。所以他是无可奈何,他的作品是很灰暗的波普。

  郭峰:所以我们在刚才提到包括波普和消费关系,波普和政治关系的时候,我们实际上应该在细致小心一些。因为总有一个语境,在某个语境当中,实际上消费本身就是政治性很强的东西。

  李旭辉:现在的消费就是造子弹,这是因为战争性质导致的,从冷兵器时代开始,拼的是士兵的勇气、体能、技巧,力量。可是到热兵器时代拼的是资本和科技,一枚战斧导弹多少钱?120多万美金,据说上次美国打击ISIS,就发了50多枚导弹,花了几千万美元,那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。像深圳制造业发达的城市,他们的工作就是给国家制造子弹,以廉价的劳动力换取外汇,但是现在的深圳人也很焦虑,也面临工业生产过剩,然后房地产又在拼命往上涨,这带来的双重挤压使得他们更加的喘不过气来。

  郭峰:这也是一直我想跟加诺聊的一个问题,提到波普的政治性和消费性,旭辉说了很多,即使它跟消费关系这么大,但是艺术和社会的消费现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割裂,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。波普不单单在用现成品,用现实的图像、形象去创作,不是纯粹的对消费的肯定。因为我们从艺术史的层面来看,这种艺术和社会主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,从未来主义角度来看,机器生产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,有一些是非常密切的,但是从审美主义的角度讲,包括王尔德这些人,他们实际上是从社会生活的内部在内爆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,一种是直接的,我和你们不一样,我就是这样的,艺术上也可以有这样的表达。另外一种是有一个内爆的层面,我想波普的力量,其实是一个内爆的力量,他是承认一些社会现象的基础上再去探寻艺术的边界,是把艺术的边界拓宽了,或许包括整个现代艺术都是这样的,当我们面对现成品的时候,我们说这不是艺术,艺术在那儿呢?但是实际上我发现这也可以称作艺术,实际上是对艺术边界的一个打破,这其中的政治性就出来了。就是当我们去思考,比如说我们沉溺在马丽莲·梦露虚构的影像中时,有艺术家戳破了一种虚构—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电视屏幕当中看到的,而是代以另一种虚构,进入另外一个空间,另外一个语境,通过这样的方式,虚构的潜在力量也同时被激发出来,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去强调波普的政治性更强,还是消费性更强,而是属于它的这种独特的内曝的力量更强。

  王加诺:我想在我们一直把波普艺术和政治相关联的时候,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问题,政治,我认为是一个小面的问题,艺术是一个大面的问题,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跟政治有关系?

  李旭辉:其实我谈的不是政治,就是现实。

  郭峰:其实刚才旭辉提到的是比较宏大的一个论点,因为艺术本身和这些息息相关的,它是整个洪流当中的一个部分,那么其实它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在里面。另外,你提到的从根本上来讲,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政治不是那么一个具像的政体、政府,而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。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政治性,同时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品可以摆脱这种政治性,这是一点;

第二点,你问我们为什么不去关照另外一些东西,为什么不去关照人的情感,为什么不去关照更普遍的东西?问题在于什么呢?问题在于,实际上,你会发现人的情感也被政治化了,为什么呢?在具象的政治生活的层面,也有一个基础的情感,很私人的一种情感,很私密的一种情感,这种情感是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从这几个层面来讲,我们要试图把握生活的时候,把握社会现象的时候,很难摆脱这件事情。

  朱赫:没错,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去看球赛,你觉得这不是政治问题,其实这是非常政治的问题。政治他一直在,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是一只看不见的手,它通过这个去影响每个人,每一个个体是能靠政府的推动力去轻易的改变。福柯的《规训与惩罚》里讲18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?是监狱。为什么是监狱?因为早起判刑的时候,直接把人判绞刑,或者是直接砍头,特残忍,就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,被拉去刑场,当众砍头或者是绞死的时候,民众也会给他极大的同情,因为觉得他是弱者,而政治是一个强者,而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威信就会动摇。

然后到18世纪发明了监狱,监狱政治就完全颠覆了早期这种审判,因为他把刑罚量化,在量化之后,比如说你偷窃判一年,比如杀人判你十年,把你的罪通过时间来转化,转化之后这中间没有矛盾,就是民众和政府失去这个矛盾点,民众不可能去反对制度。因为他反正已经不是人,是一个制度。就相当于在19世纪的时候,也有人说最牛的发明是工头,为什么?因为早期的时候,资本家跟工人直接对抗,双方作为和完全不同的阶层,资本家剥削工人,工人受剥削,工人有可能捣毁机器,直接针对资本家。但是后来发明工头制度以后,工人去攻击公头,但是工头来自工人阶层,而工头就成为工人阶层和资本家的一个枢纽,但是后来这个模式慢化了,就像我们这个时代,我们完成变成一个阶层,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,资本家跟一个工人之间完全不止是一个工头,中间变得更复杂,他中间变得有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。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去反对这个制度。你也没有人去反对。就像我们面对拆迁的时候,我们可能去跟政府对抗,但是到今天你没有对抗者,你没有人值得你对抗了,因为你发现是一个制度,是一种文化,是一种政治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对抗的,比如你对抗拆迁工人,拆迁工人也是来自对你同样一个阶层,你去对抗他,他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。然后你对抗他的领导,或者是对抗领导的领导。到最后在这个线索里面,我们就最终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人去对抗。然后在整个线索,包括我们后来讲的为什么说足球现代战征,就是消耗人的精力和时间,就变成一种很政治性的东西。

  郭峰:还有一个就是人的情感,它变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场域,大家的情感宣泄有一个固定地方,或许出了球场之后,还是那么一个礼貌的白领正常去上班了。实际上刚才朱赫讲到这个事情,就是说从经济生活当中,还有政治生活当中,有一个东西非常的稳固,一种官僚体制的东西在里面,你不知道你要对抗的是什么。从文化生活的角度来说,那就是这种软化的东西,好莱坞生产出来的所有这些动画,里面有非常政治性的东西,比如美国的形象塑造,在潜意识里就在侵扰干扰你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

  朱赫:对,因为娱乐本身也是政治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贫穷国家的人没有享受娱乐的资格,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它这种娱乐,去影响整个世界,这种娱乐包括体育、电影、动画片,包括一系列的所有这些形象,包括《猫和老鼠》,其实也是对他们既有方式的肯定,一种价值观的宣扬。

  郭峰:而且我刚才就提到,像《猫和老鼠》或者《白雪公主》这样的动画片里,有研究者指出,就是说里面的美学元素构成,都有美国的一些政治符号,这里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在里面,这种东西我们在一个不知不觉的情况下,我们是一个文化接受者的情况下已经被干预了。那么这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事情。

  

  朱赫:回到最开始,加诺提出来一个观点是去了西方就要学西方的,这个我也很同意。我跟郭峰有一次聊过世界公民跟民粹之间的区别。就是说我们刚才讲政治的时候,也是讲世界公民的,那种世界公民是不是存在?他是不是受到西方简单的价值观的影响,因为我们来讲世界公民,其实我们可能恰恰是最不了解世界的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欧美,我们其实对阿拉伯国家、对欧美、东南亚、中亚国家都不了解,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就是完全欧美。

  李旭辉:我们对其他国家不感兴趣,或者说我们对其他国家不尊重,我们可能会喜欢英国,其实我们理解的英国是它好的一面,但是你去了英国之后,你会知道英国其实也不是所有方面都有那么好。

  朱赫:就是这种世界公民性,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种东西,是非常有根源的,我们虽然强调政治,但是现今世界变得更平面化,有一些东西可以跟政治相关,有一些东西也可以跟它脱离关系,因为这个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去思考政治,而在今天我们看同样的电影,一些好莱坞大片,前一天在晚上纽约上影,第二天就在中国上映,我们也可以吃同样的汉堡,听同样的音乐。这个世界变得就单一化,在这里面,世界公民确实是存在的。因为大家接受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文化,但是我一直对这个文化比较质疑。

刚才您也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,就是说早期中国很多人看过画册,就开始学习模仿,包括作家也是这样的,那么从文化或艺术创作上看,路怎么走,怎么在世界公民和民粹之间走一条折中的路,或者是你也可以走的很偏执,因为总有一种全盘西化的思潮,而且很多思想家也提出很多类似的问题。

  李旭辉:假如能提出这种张力也可以。

  朱赫:对,因为今天你不可能单纯学习西方,或者单纯学古典,或者是翻一个画册来学习就可以形成自己的体系,这绝对不成立,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刚刚开始。

  王加诺:对,中国艺术刚刚开始,这句话是准确的。好多年轻的艺术家,作品大同小异,现在作品里科技化的东西越来越多,不好突破,大家都差不太多,都有类似的元素在作品里面。

我感觉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进化过程,从早期的学,现在进化到怎么摆脱符号,再把更多的元素加进去,就是一步一步的进化。

  朱赫:其实这也不是中国问题了,在90年代以后,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创造力。而且这个时代我们也很难去说我们能提出什么新的观念,欧洲也没有什么新的观念,大家都在漫无目的的状态里。

我们讲到,早期80年代模仿西方,是引进一种思潮,是在学习。但是今天我们几乎在一个平行面上,这种模仿现在就变成一种应对,他需要在这个体系里面走上一个更高级的位置,所以他要适应这个履历,他要完美自己的履历。去批判也没有必要,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

  王加诺:因为现在国内,出现像达明赫斯特这种以主题方式推延自己的作品的人还是非常少。他把一个大主题以不同的形式,不同的思想去表达,装置也好,绘画也好,我就想找一个明确的主题,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,比如生与死,你要比别人体会得更透,比如草间弥生画圆,就是一点一点的深入重复达到极致,再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,每个形式都要达到巅峰。

  李旭辉:你说这个对,这是个人信仰。

  王加诺:但是现在好多艺术家包括我在内,都是在随波逐流当中,在不被骂得特别狠的情况下,争取把作品完成的稍微好一些。

  李旭辉: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信仰,还需要一个方法。

  郭峰:我觉得加诺说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,实际上这和我们今天谈的消费也好,语言游戏也好,都有关系。还要更加注意的一点,是作为艺术家本身,应该更独具慧眼,应该深入到社会表面的肌理中,当所有人都习以为常的,认为习惯性的东西,你怎么能发现它背后其实有一些不对劲,有一些奇怪。像Banksy的作品很轻巧很简单,但是他就是通过这种简单轻巧形象的再虚构,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,但其实是有问题的一种现象,这个就是艺术的力量,也恰恰是作品的政治性。

  王加诺:Banksy的作品政治性非常强。

  郭峰:对,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,那波普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层面上的。可以说,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话题,实际上就是在认识一个复杂性:消费生活的复杂性,认识生活的复杂性,甚至是具体的政治生活的复杂性,包括艺术生活的复杂性。

  朱赫:所以说到复杂性还有一点我们也一直没有谈。我们一直把加诺的作品说成是波普,其实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他的拼贴性,拼贴应该去谈一下。我们讲拼贴刚开始就是达达主义的时候出现拼贴,当代拼贴跟古代的拼贴不一样。因为拼贴最有意思是80年代讲的复调或者是德勒兹讲的平滑空间,就是无中心的一种状态。

所以你刚才讲的复杂性,就是把一个复杂的观念复杂化,或者说简单化,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拼贴,因为拼贴的方式,就是一个无中心的状态,拼贴性最能发挥每一件不同事情之间的关系,也不是说政治重要还是爱情重要。因为这些东西在当代生活里面,不是谁比谁重要的状态,这种状态就是杂糅的状态,所以拼贴是一个最好的表达方式。所以当代艺术,除了加诺作品里面,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重新使用早期达达主义的拼贴方式,再回归艺术创作的范例也非常多,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表达方式。所以我觉得波普是对的,但是我觉得拼贴性反而更应该去重要谈一下。

  郭峰:这个非常重要。加诺怎么看拼贴?

  王加诺:拼贴是我作品里比较喜欢的方式,它简单易了,是可以使层次突出最快的一种方式,平涂使画面显得特别精,涂鸦可以使画面特别乱,但是在中间再取,我觉得拼贴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,适中又不突出,如果在这个作品上突出的话,在拼贴上面稍微来几笔,这样强中弱画面都有了。

  李旭辉:这是你的方法,自己确定的一些方法。这个有一点像素描,涂调子。

  王加诺:对,本身平涂他就平,怎么在那么平的画面中丰富一下。

  李旭辉:早期从立体派开始也这种拼贴,就是把生活里面的现成品拼到画面里。但是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:拼贴艺术,有一些是现成品,有一些是手绘色彩的,这是特别自主的表达,现成品和手绘必须找到一些契合点,怎么去找到一些呼应的关系。因为早期立体派的分割式的视觉,是对现代生活,报纸拼贴,琐碎的日常经验的一种揭示,其实都是在表现一种相互对立又互补的关系。

  郭峰:如果刚才朱赫说的,这种拼贴是为了凸显不同元素关联的话,那旭辉强调的就是这种关联性必须真的凸显出来,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如果单单从方法角度来讲,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关系,我想只是其中一个关系层面,但是另外一个,我觉得旭辉举的例子非常好,他有很强的生活性质在里面,而且他有张力,画面不同的元素之间有张力,这个是拼贴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,就是必须把这种关系展现出来。

  王加诺:这个我听进去了。

  李旭辉:对,而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问题,早期王广义的作品和早期安迪沃霍尔的作品,你看他们所有东西都是在一个方格子里面。但是你的作品是打乱的形体,他有一点像一辆快速行驶的车,很多东西撞到挡风玻璃上去,是一种遭遇感,这种无序感,是很现代的。安迪沃霍尔和王广义的画面是被安排好的,在商业和政治的逻辑里。

  郭峰:他们的秩序性很强。

  李旭辉:而你恰好面对的是秩序的丧失的时代,也可以说是能量井喷将完的状态。从古典到巴洛克时期,很多艺术家都是强调秩序的。中国现在也特别需要秩序,现在你可以感觉到无序,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反应出需要秩序。那么这种无序来自于什么,我觉得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。

今天我们谈一些题外话:关于资本主义生产,图像生产的问题,而现实是我们实体经济不振,其实背后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对社会机能削弱,今天图像的削弱另一方面也是资本削弱的表现。因为社会消费不振,导致了所有图像消费找不到出路,他不知道拿什么刺激新的消费冲动,现在唯一的消费就是爱国主义,像《战狼2》卖50多个亿。现实疲软的资本化,也有可能又回到一种国家化的集体的生产,集体消费当中去。

  郭峰:我觉得刚才旭辉描绘的无序很有意思,从他的看法联想到,我梳理加诺作品的时候,顺带过的一个东西,所以我文章题目叫《丰富的虚构》,这个虚构性就是无序性的状态,就是各种各样的纷繁,其实他在无序里面又给你设定了一个渠道,一个知识在里面。包括情感,如果说回到情感上来讲的话,那么所有的文化生产到最后,其实是把所有人的情感归类,就是说我们去看电影,恐怖片是什么样子,各种类型片其实就是人的各种情感具体化。

  王加诺:我的作品初看好像是无序的,其实我想做的感觉是无序里还要有序,你看整体好像很无序,像是被撞散了,但是从每一个小的细节来看它都是一个有故事的,都是精彩的,从一个大的整体图像来讲,加上小的图像,包括连接上的拼接也好加上喷绘也好,这样应该每一个连接看到的都应该是一个精彩的部分。你把它截图下来,就截出这一部分,这也是一个好看的一部分,所以说这个也应该注意一下。

  郭峰:所以说我们强调不同元素之间的关联,其实是我之前的想法跟你提到的是一个相反的东西,怎么说呢?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故意的制造出这样一种效果的话,那我的理解会是什么呢?我的理解仍然是这种无序的状态,恰恰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状态,就是各种纷繁的图像都在向你涌来,其实是很匮乏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其实是类似的东西。很匮乏,匮乏的是什么呢?我说至少有两点,一个是情感的匮乏。比如说我不停地吸收有关爱情的东西,但是我、从我的生活来讲我没有爱情的情感体验在里面。比如恐惧感的匮乏,我不停地看恐怖片,我好害怕,但是你出来以后,你会发现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,这是情感的匮乏。另外一方面是文化记忆的匮乏,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,为什么我们想到童年不是美国动画就是日本的动画,我们以前的那些东西哪儿去了?也就是有一个文化的记忆的匮乏在里面,这是从无序的画面当中,我理解是说你有意的在反思这样一种无序,这样一种丰富的虚构,实际上恰恰是匮乏。他充斥着我们整个生活,各种商品,各种消费品,各种漫画,各种电影。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其他的需要,他没有给我们留空间出来,这是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。

  

  《wild world series two》 134 x 175cm 布面丙烯 2017

  李旭辉:其实我说这种关于混乱的问题,混乱的集中,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。但是这一点上呢,最多表现的是现在的抽象,加诺的作品里也引用抽象的元素在里面。这种抽象可能是对于秩序判断,或者是对传统的衔接。但是很多艺术家觉得这种衔接是破裂的。所以这也是无序状态的一些起因。我从新文化运动就强调反传统,但是你反了它以后,你必须建构一个新的东西去替代,没有替代物,那么时代精神肯定是空的,80年代大家都在讨论存在与虚无,但现在没有人再关心,很多事情都市场化了。从抽象的角度来说,他是个体意志对形而上逻辑的判断,在西方抽象是非常个人化的,每个人对世界的感觉和逻辑都不样的,这造成彼此之间的排他性,但是你会发现在国内的情形很奇怪,所有的抽象艺术家都是扎堆,成为一种排他化的意识群落,他们在也创造一种些形式语言。这和89时期已经不同了,因为八九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共同体,就是民主、自由这个共同体。但现在不是,抽象已经远离80年代的集体写实背景,在现实中走向另一种维度。

但是现实是艺术家首先得承认这种混乱的,把握混乱的本质,这一点是经验性。就是混乱是从哪儿来的?大家不去面对的话,光是唯心的去建构一个内在的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内外的关系。这也展示在表层上,很多人觉得波普跟抽象是对立的。

  王加诺:抽象好象跟什么都是对立的。

  李旭辉:其实不是,它是一个内外关系。波普和抽象同时在一个时间轴对接上了,有很多人相互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。比如说像纽曼和安迪沃霍尔,他们就走的很近。所以当你谈到具体形式化语言的时候,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有呼应。

  郭峰:这一点我非常同意。

  李旭辉:其实我觉得加诺有两种东西做的非常好:第一个是你的制作的工业感,体现在动画形象的制作上,另外喷绘其实也是跟工业联系非常紧,这也特别吻合798的感觉。一下子就和大环境衔接起来了。可以再做的有意思一点,另一方面是画面呈现的演绎,比如猫和老鼠,不一定就代表的是记忆里面的猫和老鼠,它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假如你需要塑造一个脸谱,一种有时代性的脸谱,这是一个方向。但是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做法。像安迪沃霍尔做《玛丽莲梦露》,他其实也是借用一个脸谱,然后,所有人观众就会被植入到这种明星的主体当中。

  郭峰:这个也是加诺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。

  朱赫:我不同意最开始说的要出一个中心形象。之前一代人有这样的情结,需要一个形象,一个标识化的东西。但是我觉得今天不一定需要。

  王加诺:是一个时代的产物,到这个年代,就得有这么一批人出来。其实往往这帮人是影响中国当代艺术最猛的一批人。

  李旭辉:对,其实这给后来的艺术从业者带来了很大的反作用,就是文化虚无主义和无底线的图像繁殖?如果说画脸谱就是秩序,就是标准的话,那太浅了。我就举一个例子,像法国大革命,之前是洛可可艺术,此时路易十四也想建构秩序,他找了普桑,普桑是专门画乡村田园古典风景的,这是带有强烈的道德伦理性的艺术,批判式的。他描述桃花园也会有死亡来刺痛法国奢靡的上层社会,但这些贵族不买他的账,他又跑回意大利去了,是这样一个过程。后来一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大卫,新兴资产阶层开始建立新的秩序,但波旁王朝又复辟了,安格尔就将新古典主义的形式感发挥到了极致,但这种东西完全抽离了真相,直接变为一种对虚构理念的演绎。后来他又被浪漫主义颠覆了,晚年安格尔跟浪漫主义打了一辈子口水仗。但是我觉得正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种对立和平衡,在法国文化里起着很大作用,其实也影响到后来所欧洲整个文化的发展,甚至到美国之后,像纽曼和安迪沃霍尔都有这种感觉,纽曼的抽象是想建立新的美学秩序,然后波普这一波人恰好是在反秩序的,所以我觉得文化的张力很重要。其实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化的张力,但文化不是一个人做的是需要相互对抗,相互挑战的。

  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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